中国手机工厂在印度：激流之下有暗礁

中国手机工厂在印度：激流之下有暗礁

如果你不能击败你的敌人，那么就加入他们。这句话成为当下印度本土手机品牌最贴切的注脚。

中国手机厂商在印度攻城略地，当地本土品牌已经基本消失在印度手机市场排行榜里，原有的本土四大品牌中Karbonn、Intex已基本退出手机市场，剩下的Micromax及Lava除了维持低端功能机业务外，开始转而考虑利用工厂产能为中国手机厂商从事手机代工服务。

然而，在中国品牌涌入印度市场的过程中，原有印度本土的加工制造产能出现了严重不足。在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提出印度制造发展战略以来，包括零部件生产、整机制造在内的中国手机成熟产业链也已经开始向印度转移。

中国企业在印度投资建厂，既追求利润，也帮助印度打造制造业基地。这不是一个我来了、我看到、我征服的过程，而是中印经济交融共生的过程。

关税撬动产业链转移

距离印度首都新德里一小时车程的诺伊达，于2003年由印度国有出口开发区升级为经济特区，目前是互联网及电子通信领域跨国巨头们在印度的聚集地。有80多家移动通信设备制造工厂落地于此，被誉为未来的世界工厂，包括韩国手机制造商三星，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OPPO、vivo等，以及小米、传音的代工厂都汇聚此地。

对于手机厂商而言，印度人口基数大、智能手机渗透率低、市场规模大，是难得的蓝海市场。据IDC统计，2018年印度智能手机出货量1.42亿部，功能手机出货量1.81亿部，两者合计3.23亿部，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市场，且仍处于快速增长阶段。

在过去的几年，印度成为中国手机品牌出海的重要一站，从印度手机市场占有情况来看，中国手机品牌已经在印度拿下50%以上的市场份额。

一位业内资深人士告诉记者，除三星、OPPO、vivo等在印度设厂的品牌商外，如小米等其他品牌及ODM商仍占有接近50%的市场份额，需要依赖于第三方代工厂。而原有两大制造商富士康、伟创力及中国ODM企业在印度设立的一些中小工厂，全年总产能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因此在印度设立规模处于第一梯队的手机工厂，将面临巨大市场机会。

在手机的整机制造中，SMT（表面贴装技术）生产线数量是决定产能的重要指标。目前在印度，伟创力和富士康分别以30条和22条SMT生产线，成为印度市场排名前两位的手机代工企业。2019年初，今创集团（603680.SH）旗下的合资公司金鸿运电子（印度）有限公司（KHY）在印度北方邦洛伊达建成具有16条SMT生产线的工厂，成为印度第三大，也是整个印度北部地区最大的手机代工企业。

更直接的推动力在于，为了鼓励国内劳动力的释放，印度政府开始重新审核与东盟、韩国、日本的自由贸易协定，提出了进口替代战略和出口导向战略，从而限制电子领域产成品和半成品的大量输入。例如降低电子产品原材料的消费税，而对进口整机收取25%~30%的惩罚性关税。

同时印度经济特区内的生产制造企业，自企业开始经营五年内，其全部出口利润均可在税前扣除；企业在制造业务、生产业务和发电业务中使用的新机器、新设备，可按照机器或设备实际成本的20%进行加计折旧。

值得一提的是，印度最新税法修订法令规定，在2019年10月1日（含）之后注册成立，且在2023年3月31日（含）之前开始生产的，首次投资制造业的新设企业，在符合特定条件下，可适用15%的企业所得税低税率，再加上10%的附加费和4%的附加税，企业实际税率为17.16%。

制造业是印度未来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印度二十几个邦都在竞争招商引资，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根据公司的总投资额、业务模式、创造了多少就业机会，会进行不同额度的投资财政返还，返还额度占总投资额的30%~100%不等。安永全球税务网络亚太区负责人Gagan Malik告诉第一财经。

对于利润率较低且竞争尤为激烈的手机产业而言，关税的变动无疑是巨大的成本支出。在贴近品牌商和用户的原则下，手机上下游产业链陆续奔赴印度建厂。

金鸿运电子（印度）有限公司（KHY）总投资近7亿元，可实现当地数千人的劳动就业。印度的人口结构年轻化，有大量的青壮劳动力，平均年龄29岁，人力成本低于目前中国内地水平。虽然当地工人的工作效率远不如中国工人，但对于来自中国的成熟管理经验来说，在工厂流水线上，只专注一道工序的职业工人并不难培养。

鉴于巨大的年轻人口红利、莫迪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税收改革与近期优惠政策的推出，以及外国企业投资印度热潮，势必带动印度持续的经济增长和人民可支配收入持续增加，印度消费者对于3C电子产品需求也呈爆发式增长。

印度建厂暗礁

一定要请好的当地律师事务所或会计师事务所成为不少出海印度企业对后来者的建议。

不完善的基础设施、频繁变化的政策法规、纷繁复杂的税款条例、工作方式和社会认知差异、营商信用环境等，都成为跨国公司进入印度市场的潜在风险。其中最大的挑战就是管理的本土化，例如在工作方式上，印度人有下午茶习惯、不喜欢加班、双休日必须休息，这些都与中国工厂形成鲜明对比。

从那些在印度成功扎根的企业经验来看，往往采用中+印的核心管理团队，和以印度管理者为主的基层管理团队相结合的方式，产业工人资源则基本依靠本地员工，整机保持较高的本地化用工程度。

以金鸿运电子（印度）有限公司（KHY）为例，管理团队中的中印管理人员的比例接近1：4，特别是基层管理者以印度员工为主，他们了解印度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和文化特性，便于沟通和管理印度工人，最大程度降低管理过程中文化差异造成的影响。

频繁变化的政策法规和纷繁复杂的税款条例，则是赴印企业的另一大挑战。印度是民主选举制的多党派国家，执政党每5年会进行重新选举，不同执政党的执政方针也会有所不同，这就导致国家的一些大政方针无法保持良好的延续性和完整性。

一定不能忽视印度税款的复杂程度。安永国际及并购重组税务咨询合伙人张顺源强调，因为思维模式和认知差异，很多国内的运营经验和操作习惯在印度并不适用，导致跨国公司时常在印度出现税务官司或税务稽查等矛盾。

尤其是数字经济这一新兴产业，印度的相关税法还在不断变更中，相关法律法规的变更、补充和修改涉及面非常广，一旦造成税务争议诉讼，将对企业造成极大的时间成本。张顺源告诉第一财经。

例如，EPC（工程承包业务）项目合同时常引发涉税争议，所谓EPC工程俗称交钥匙项目，针对EPC项目印度税务机关倾向于对整体合同的利润进行征税，即使项目的设计、工程和供应相关活动发生在印度境外，也要进行征税。而一些判决则认为在印度境外的业务是不需要交税的，这就需要中国企业尽可能明细分工范围，明确执行地点和相关报价，保存好项目谈判中的各类文件资料和完整的项目合同，充分利用税收协定来规避相关的税务风险。

张顺源建议，企业在出海印度的时候，一定要有成熟的商业计划和生产规划，做好长期经营的打算，要仔细查看合同中所提供的所有文件和具体明细，要把口头承诺落实到书面文字上，避免不必要的商业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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